侯仁之：城与守城人
侯仁之题写的未名湖石碑
文 / 陈雪霁
01命运夹在书里
进入北大东门，沿着轴线一直走，一座中西合璧式建筑迎面而来。进到四层南侧的房间，层层书架环绕排布。曲径通幽处，三面书柜合抱出一块空间。学生们或支开笔记本电脑坐在桌前，或握一屏手机穿梭于过道。游走在电子屏幕与玻璃柜门间，年轻人与一座座古老的时间与地貌错肩又相遇。
建筑是北大图书馆，房间是图书馆里的名家阅览室。书柜里，是北大教授侯仁之的著作及藏书之精华，他将其一一赠予北大。比起一间大阅览室，这里更像一座迷你博物馆，也像一个时光机。
北大图书馆名家阅览室
人们叫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，中科院院士，北大教授……诸多称谓。在这方空间里，他只是一个记忆的守城人。时间的记忆涂在书页里，空间的记忆画在地图上，他全都拾起，收好，然后把自己的人生抹进注脚。
从2002年起，侯仁之多次向北大图书馆捐书，赠书内容涉及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文学、历史、地理等多个学科领域。赠书多数是他的个人藏书，也有少量其夫人张玮瑛的藏书。许多书的扉页上写有亲笔题记，字里行间，记下了许多故事。
侯仁之与夫人在图书馆前
侯仁之喜欢以图书作为生平经历的重要事件的纪念。为了纪念1984年7月7日在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科学博士学位，他在Geography and Marxism一书扉页上留下题记。
仁之，1984年7月7日
在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科学博士和出席传统晚宴后，又前来剑桥大学谒见老师德贝教授并拜访李约瑟博士，下榻“蓝豹”，首往“海佛”购得此书以为纪念。
他也喜欢用图书串起日常生活的碎片。1944年，他购得《亭林诗文集》，便在扉页上留下题记，顺手记下当时市场上玉米面的价格：
甲申上元后三日，病初愈，访鼓楼东文运堂，以肆元购此，时玉米面每斤四元二角。
仁之自记
天津
书组成了生活，也记录了人生。瑞士籍著名传记作家Emil Ludwig所著的《尼罗河》（The Nile）一书，对侯仁之影响至深。他曾几度拥有此书，或得而复失，或失而复得。
1941年，侯仁之偶然在北大临湖轩客厅司徒雷登个人藏书中发现此书，便借去阅览，后因有他人需要，没有读完便归还了。然而，受此启发，为黄河立传之想扎根其心。后来，学校遭到日寇封闭，他被日本宪兵逮捕。不想虚度狱中时光，他比照此书，打着腹稿，试写《黄河传》。
抗战胜利后，司徒雷登把此书送给侯仁之作纪念，并在扉页上题词：
苦难的遭遇，已经忠诚不渝地忍受过，现在在欢愉中结束了。
而后的几十年里，因环境动荡，这本书不知去向。
1984年，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附近的旧书摊上，偶然发现一本黄色精装本的《尼罗河》。他兴奋得“如睹故人”，在午夜时分写下一篇题记，并把题记精心粘贴在该书扉页上，连同其他书邮寄回国，谁知在邮寄途中再度遗失了。
侯仁之为此惋惜良久。没想到在1991年到美国讲学时，奇迹又一次出现：他又访得了这本书，恰好是在第一次阅读的整整五十年之后。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心情：“乐不可支”。
侯仁之把毕生藏书之核心都捐给了北大图书馆。2012年，以侯仁之伉俪命名的“仁之玮瑛藏书数据库”在北大建立并发布。关于夫妇俩的生平、赠书的种种故事，通通以文字、照片和视频的形式收录其中。自2000年以来，侯先生多次向北大图书馆捐赠图书文献，包括个人中外文藏书、地图、名人手迹、个人手稿等共约4000件（册）。
侯仁之张玮瑛先生赠书数据库（需要连接北大VPN访问）：
http://dbook.lib.pku.edu.cn/hourenzhi/
侯仁之收藏的十三陵水库预想图
侯仁之手绘“元大都水系图”
美国汉学家舒衡哲题赠侯仁之《中国的启蒙运动》
在北大学习工作一生，侯仁之说，这座园子是他最爱的地方。校园里，“最喜欢的就是图书馆。”
02捂热冷学科
侯仁之，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一代宗师。
1932 年秋，侯仁之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。“整个校园风景秀丽，光彩焕发，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”，是他初入学的第一印象。
在燕大，侯仁之遇到了恩师洪业。大二时，他接触到洪业的《勺园图录考》，虽然不属于正式的学业课程，但研究的都是身边的实地环境。这引起了历史系学生侯仁之对地理考证的兴趣。
1932年侯仁之初入燕京大学
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，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，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。
侯仁之的足迹从燕园扩大到海淀周边，再扩大到整个北京。
洪业发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。1938年一个春天的早上，他给侯仁之打了个电话。
洪业号煨莲，侯仁之称他“煨莲师”。“按习惯我去看煨莲师总是在傍晚或晚间，现在竟然约我在早上去，必有急事。”他匆匆赶到燕南园54号院，进门刚一落座，老师就大声对他说：“择校不如投师，投师要投名师。”侯仁之有些茫然。
洪业建议他去英国专攻历史地理学。“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，但那里有一位地理学名师，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。”
就为这两句话，侯仁之背起行囊，远赴英伦，“这也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。”
侯仁之去英国留学的计划因欧战爆发而受阻，直待1946年战争结束后才得以成行。到英国后，侯仁之顺利通过口试入学，师从历史地理学家达比（Sir H.C.Darby）教授。他格外珍视这机会：“我对英国学生说，你们在此一世，我在此只有三年，你们可以大玩大乐，我得好好利用我的光阴！”
1948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的侯仁之于宿舍区留影
在利物浦大学，侯仁之领悟了什么才是“历史地理学”。达比教授“今天的地理，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”之论，令他茅塞顿开。
1949年，侯仁之学成回国。回国后，他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，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，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。
1952年，侯仁之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、博士生，并一直为有关城市规划倾尽心力，直至百岁高龄、荣誉满身。
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，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。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‘冷’学科后继有人。
获得博士学位35年后，1984年，利物浦大学授予侯仁之荣誉科学博士学位，侯仁之代表应届毕业生及荣誉学位获得者致辞。
1984年，侯仁之重返母校利物浦大学宿舍
他借用达比教授就职演说的最后一段，作为他的致辞结尾：
“立足于接触交往普及于全球的利物浦城之内，我不能不想到举国内外的地理学家的观点，对于未来的‘新世界’，不是毫无关系的。这个‘新世界’，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‘未来’！
”03
血肉相连
1993年，北京新门户——西客站开工兴建。
最初选址，曾考虑利用莲花池，因为这里池水几近干枯，方便地下建筑，且没有居民搬迁问题。
侯仁之坚决不同意。他早就考证过，莲花池畔是北京城的起源地。他以八旬高龄现场查勘、呼吁，反复奔走，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“血肉相连”的关系。最终，北京市政府把西客站主楼往东北移了100多米。
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很了解侯仁之为何忧心忡忡。在他的建议下，1998年4月28日下午，北京市委邀请侯仁之做报告。面对坐在面前的各级领导，侯仁之做了“从莲花池到后门桥”的报告，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，话并不好听：“后门桥残破的情况我感觉是挺可悲的。”
这座后门桥，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。当时，两边石桥栏破损，水面用广告板挡起来了，“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。”侯仁之当面向市领导演示自己绘制的地图，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，再现历史风貌。
北京市政府最终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，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，引什刹海水，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。2000年12月21日，修复开园仪式举行。就在这之前的几天，侯仁之摔了一跤，他仍坐着轮椅到场。因为总在惦记莲花池之事，就连在医院看病取药时，他也会随手在药盒背面写下自己的想法。
一位居住在莲花池附近的长者说：
以前这边就是个大水坑，我儿子小的时候到水坑里抓的鱼，回家都不能吃，一股子汽油味。现在到了夏天，这一池子的莲花，别提多好看了。
他并不知道谁是侯仁之。
2000年10月，侯仁之夫妇在京郊莲花池畔留影
2001年初，北京市领导请侯仁之为后门桥西新造的石桥命名。侯仁之建议：什刹海上前后两桥，金银并称，西北岸上胡同两处，以大小金丝套为名。北京“金锭桥”由此得名。
侯仁之还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中的“三个里程碑”，指出中轴线上的紫禁城、天安门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重大意义，对决策部门产生重要影响。他发表《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》，第一次考察出北京建城时间。广安门外建起蓟城纪念柱，侯仁之亲自撰写《北京建城记》碑文。
在他之前，没有人这样了解北京。他是第一个能说出北京城年龄的人，他在英国写的博士论文，也是关于北京的。人们称他：“北京活化石”。
一个人，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，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。
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还清楚记得侯仁之这句话。
侯仁之作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报告
1980年，侯仁之赴美讲学，学校交给他一项任务——应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，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。两块砖总重近50公斤，由于不便携带，就请侯仁之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，由他代表北大赠给对方。
侯仁之纳闷，为何对方对两块砖有那么大兴趣？去了才知，匹兹堡大学有间“中国教室”，想把两块城砖镶嵌在教室墙上。知道城砖上有字后，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，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。
侯仁之感慨万分，
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，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。
1984年，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接触到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，认为中国加入《公约》刻不容缓，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，为国家所采纳。中国最终成为了“世界遗产公约”缔约国，人们称他：“中国申遗第一人”。
1999年10月，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。两个月后，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“乔治·戴维森勋章”，他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六位科学家。
1999 年，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侯仁之院士“乔治·戴维森勋章”
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，有自然的因素，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——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。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，就等于没有了记忆。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，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。
——侯仁之
04"好极了"
历史，地理，本质都是对人的探索。身为老师，他很关爱年轻人。年轻人对他讲述什么事情，他的口头禅常常是：“好极了！”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钧科，说自己“有幸两次考入北京大学”，师从侯仁之读研究生。
1965年，尹钧科在报到后的第二天，到燕南园61号拜见导师。当年北大地质地理系一共招收了八名研究生，其中七名是北大本校毕业的， 只有尹钧科一人是从山东师院考来的，他感觉自己“比那七位同学矮了一大截”。
侯仁之感受到这个孩子流露出的自卑心理后，笑了，“不能这样想。”他告诉尹钧科：“你们同年入学，如同身高相等。至于三年后谁高谁低，那就看各人努力的程度了。”
1978年，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后，尹钧科再度考取北大，跟着侯仁之参加城市规划实习。
1962年，侯仁之在家中向学生介绍到各地考察的见闻。
一天，尹钧科陪同导师，从北大的蔚秀园到燕南园去。从北大西门向南走了不远，侯仁之突然停下，指着身右校墙下部一处拱形的墙壁，问：“北京大学西校门的门牌号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尹钧科一下被问懵了，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侯仁之告诉他，“是篓斗桥一号。”他边走边解释：这弧形墙壁下，原本有一条河道，是从畅春园流入北大校园的清代私家园林河道；墙外原本有座石桥，名叫篓斗桥，水通过墙下拱洞流入校园的水泊。所以北大西门的门牌号，是篓斗桥一号。
尹钧科满心佩服，“还有哪位老师能随时随地这样教导学生吗。”
1978年，侯仁之(左二)在圆明园遗址给学生上课
在撰写毕业论文时，侯仁之想让三个研究生都撰写有关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，但尹钧科因在城市生活时间不长、在山东农村长大，几番思量，决定围绕北京郊区村落选题作论文。
尹钧科去了趟导师家里，把“自作主张”的论文题目想法汇报给侯仁之，并做好要挨批评的准备。侯仁之听后，又一次笑了：“好啊！”
侯仁之说，在还没有人对北京郊区村落进行研究时，有人做这件事，就是创新。
北大教授邓辉还在读大三时，斗胆将自己的一篇论文寄给侯仁之。两周之后，他就收到了侯仁之的亲笔信以及赠书。另一位教授于希贤当年慕名到北大拜访侯仁之，扑了个空，就留下自己研究滇池与徐霞客的论文，写上住址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侯仁之就骑着自行车去找他。
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说，侯仁之身上有股“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对后辈的提携之心”。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对王义遒多次讲过，她从前不识字，侯仁之亲自教她认字，是她的启蒙老师。
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波回忆，侯仁之总是笑容可掬，无论与谁交谈，都欠身倾听。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郝斌说，自己还是学生时，侯仁之已任北大副教务长，每次要打电话给他，总是忐忑不已。但对方接起来一声“喂”后，总是同样一句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侯仁之！”五个字节，字字清晰。
侯仁之常说：
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妈妈对我说：‘等到有那么一天，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听你讲课，该是多么高兴啊！’遗憾的是，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了，妈妈没有看到这一天。
他用一生弥补了这个遗憾。桃李天下，他的一辈子，都在讲课。
05擦了又写，擦不去的
凡是登门拜访过侯仁之的人，都对告别的细节印象深刻。
侯仁之腿脚不便，会向客人合掌道歉，送至客厅门口，夫人张玮瑛则无论冬夏，一定要送出大门，鞠躬致意，直至目送客人到看不见背影为止。
作家陈光中因为去拜访的次数多了，熟起来后不再过于拘礼，往往等到话题一落便立即起身，说一句“您千万别送，我自己关门！”然后拔腿就“逃”，头也不回。“若是慢一些，张先生肯定要跟出来的。”
历史学家张玮瑛，是侯仁之的夫人，也是他在燕大的“师姐”。二人在这座园子里相识，相知。
侯仁之与夫人张玮瑛
在燕大上学时，教授洪业的课在北大俄文楼一层南头的教室。侯仁之来听课，与一位梳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坐在前后排。女孩就是张玮瑛，早他一年入学，小他四岁。
两人同室听课，课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。张玮瑛不太讲话，侯仁之欣赏她的文静。张玮瑛则称赞侯仁之“用力之勤一丝不苟”，“知行合一”。
共同的兴趣使两人逐渐接近，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，最常去的地方，就是图书馆。
从图书馆出来，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，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。
张玮瑛这样写下。
1939年8月，两人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，校长司徒雷登任证婚人。
侯仁之与张玮瑛结婚纪念
后来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回忆，在他研究司徒雷登与中国时，侯仁之先生和张玮瑛先生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：“过去每次探望侯老，师母总是端茶倒水，不离侯老左右，谈笑风生，为我研究司徒雷登与燕大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建议。”
结婚第二年，侯仁之掩护抗敌救国的学生分批离校。1941 年，燕大遭日本宪兵查封，二十几位师生被捕，侯仁之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。“好多人还不晓得，我这位院士曾是个‘囚犯’。”
1942 年 6 月，侯仁之被保释。入狱时是严冬，出狱时已是盛夏。侯仁之心里极其惦念妻子，“入狱前她已怀孕，被岳父母接到天津避难， 一直音信茫茫。”
侯仁之匆匆在同事家换上夏装，在理发店剪掉乱发，马上动身前往天津。到岳父家已是夜深人静，灯光下，他看到妻子在蚊帐里熟睡，旁边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，像大船旁边一只小小的救生艇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
张玮瑛从梦中惊醒，抓住他问：“真的回来了吗？”
从此，侯仁之居留在天津避难。先后在私立达仁商学院、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，妻子也来支持参加教学。
侯仁之夫妇与女儿侯馥兴
侯仁之去英国读书时，只能通过书信与妻子交流。家书抵万金，到英国半年后，他寄给妻子的信，一页纸密密麻麻，没有空行。
侯仁之在信里告诉妻子，自己每周有三个身份：大学一年级的新生、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、《益世报》的驻英通讯员。
靠第一个‘我’，我学科学的基本训练；靠第二个‘我’，我作高深的学术研究。靠第三个‘我’，我替孩子们挣饭吃。
侯仁之回国后，两人回到北大，带着一双儿女，在燕南园住了大半辈子。
一位北大的学生回忆：20 年前，自己去听侯仁之的讲座，学生不足百人，西服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，夫人扛着地图，挂好后，她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。
“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。”
在两人的家，燕南园61号院，每天都有流浪猫定时来进餐，据说最多时达到14只。院门口总能听到侯仁之喊“咪咪！咪咪！”的声音，张玮瑛更是要先把猫喂饱，自己才吃饭。
一次，人们聚在侯仁之家讨论工作。他抬头环顾大家，突然被什么吸引了视线，停下向一处凝神观看，带着很疼爱的表情说：“看！喂奶！”众人扭头一看，原来母猫正给小猫喂奶。
侯仁之夫妇在校园
88岁的侯仁之，还曾在未名湖畔观狮子座流星雨。园中人总会看到老两口漫步湖边，留下一双背影。
一个北大的学生发微博回忆：在图书馆阅览室查看民国旧闻时，在一张书桌前发现了侯老和妻子老照片，看见了两张淳朴的笑脸。
艺术家熊秉明给侯仁之赠过一首诗：
黑板映在孩子们的眼睛里
我在孩子的眼睛里写字
写了又擦去
擦去了又写
写了又擦
擦了又写
有些字是擦不去的么
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
太多记忆写在时间的眼睛里，至今仍不曾被擦去。
06用脚踏进大地
侯仁之说：“我爱旅行。”
大地，以及面对大地时的快意与追问的欲望，对侯仁之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。
侯仁之生于山东省武城县庞庄村。在幼年时代，家乡华北大平原的平坦与辽阔，在侯仁之心中引发感受：
天空在四周的地平线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浑圆的圆圈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我想我的家乡就是世界的中心了。
他幼时体弱，曾数次辍学，所幸母亲给了他最有效的启蒙教育。上了小学不久，侯仁之随高年级同学远足数公里之外，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，“第一次在高处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蜿蜒的道路”。侯仁之注意到，在沙丘上，“一些高大的果树被埋没得只剩了一些树尖尖。”在侯仁之这里，它们不但被牢固地记忆，并且持续地滋长、成熟、壮大。
到了大学，侯仁之的旅行增强了力度，也更有计划性。大二暑假，侯仁之选择了东西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一条路线，约三百公里。途中有三处特别吸引侯仁之的地方，一处是古代湖泊的故址，一处是九百年前湮没于黄河泛滥泥沙的古城，一处是位于平原中央的古战场。
在这次只身跋涉中，侯仁之的情绪格外高昂。“在我旅途中的第四天，我遇到了一阵阵连续不断的暴雨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住我前进的决心……骤急的雨点打在遍地嘉禾上，发出了有如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，我就趁着这天然的乐曲，引吭高歌，好像为鼓舞自己的前进而奏起了军乐一样。”
1964 年侯仁之 （左） 考察沙漠中的古城废墟
对于地理学家来说，发现问题——解析问题——问题结论，一般都是直接从地面开始。在青年侯仁之的时代，地上的要素已被学者关注，而历史要素尚缺乏关注。侯仁之进入历史地理学，是用脚踏进去的。
侯仁之走上了大地的旅途，并将历史探索与大地、旅行结合到一起。他到历史地理中去寻找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描述的“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”。他掩护爱国学生奔赴解放区和大后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，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而不屈。他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强调经世致用，奔赴各地投身城市的建设规划。他数次深入沙漠做艰苦考察，改造贫瘠的大地……
他的心中有座圣城。他在大地间行走。
今天，是侯仁之诞辰110周年。在他的关怀和鼓励下创建的北京大学亚洲史地文献研究中心，举办了系列专题活动，回忆这位为人类记忆守城一生的人。
像他一样，北大的师生们迈开脚步，一起“行走燕园”。在侯仁之先生晚年助手、教授岳升阳的带领下，学生们在大地上留下深深的足印，在湖光塔影间，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纪念。
↓点击视频，行走燕园↓
哲学系2021级硕士生张乐晨说，通过行走和讲解，“才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园子还有那么多值得挖掘的故事。”前人们开辟了精神家园，今人在继承的同时又在创造。古迹没有被供奉起来，而是被人们使用着，也在为人们的需求而改变着。
这是在园子里生活最神奇的事情了。
”
侯仁之，原籍山东恩县（今武城县），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枣强县。1932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，1936年获文学士学位，留校为研究生，兼做系主任助理。1940年获文硕士学位，继续留校任教并担任燕京大学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。1946 年夏，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，专攻历史地理学，其间曾担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。1949年夏，获哲学博士学位后，于同年9 月回国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其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、教授，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等职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、地质地理系主任、地理系主任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中国科学院院士）。
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1950年发表《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〉商榷》，1962年发表《历史地理学刍议》, 率先在理论上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，指出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区别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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